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对保密措施的审查

杨楠律师    2020-10-05    5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详细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司法实务中,是否采取恰当的保密措施,决定了相关信息能否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本文结合具体案例,简要分析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对保密措施的审查。1996年,黄子瑜与案外人管烽共同出资设立富日公司,黄子瑜在公司担任监事、副总经理等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富日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总经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富日公司与黄子瑜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在与甲方解除本合同后,五年内不得与在解除本合同前与甲方已有往来的客户(公司或个人)有任何形式的业务关系。否则,乙方将接受甲方的索赔”。2002年4月30日,富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黄子瑜退出公司并辞去相关职务。2002年4月间,黄子瑜与案外人刘学宏共同投资组建了萨菲亚公司。萨菲亚公司设立后,富日公司原客户“森林株式会社”基于对黄子瑜的信任,随即与之建立了业务关系。2010年富日公司认为黄子瑜和萨菲亚公司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富日公司主张保护的特定客户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并经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仅依据与客户“森林株式会社”有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交易关系不能认定该客户属于富日公司的商业秘密。此外,“森林株式会社”系基于对黄子瑜的信任而主动选择与其交易,也难以认为黄子瑜和萨菲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一审驳回了富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富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是否对其相关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是认定商业秘密构成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案中,富日公司应首先证明其对所主张的客户信息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既没有约定富日公司(甲方)哪些信息是商业秘密,也没有约定黄子瑜(乙方)应对哪些商业秘密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故上述第十一条第一款之约定应认定为竞业禁止条款,而且该条款仅约定了限制黄子瑜择业自由的内容,而未涉及因此限制而应支付的补偿费,在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富日公司曾支付给黄子瑜相关补偿费用。因此,富日公司并不能援引上述条款主张黄子瑜侵犯了其商业秘密。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富日公司对本案申请再审,仍主张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约定系要求黄子瑜不得使用富日公司的商业秘密从事纺织品外贸业务,而并非竞业禁止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保密措施应当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并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并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本案中,富日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没有明确富日公司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也没有明确黄子瑜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而仅限制黄子瑜在一定时间内与富日公司的原有客户进行业务联系,显然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保密措施。竞业限制协议与保密协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限制特定的人从事竞争业务,后者则是要求保守商业秘密。用人单位依法可以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竞业限制约定因此成为保护商业秘密的一种手段,即通过限制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从事竞争业务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劳动者泄露、使用其商业秘密。但是,相关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必须具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要件,包括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并不是单纯约定竞业限制就可以实现的。对于单纯的竞业限制约定,即便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但由于该约定没有明确用人单位保密的主观愿望和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因而不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保密措施。实务建议:采取保密措施是相关信息能够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这种措施应当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合法拥有者根据有关情况所采取的合理措施,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使该信息得以保密。即,这种保密措施至少应当能够使对交易对方或者第三人知道权利人有对相关信息予以保密的意图,或者至少是能够使一般的经营者施以正常的注意力即可得出类似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最新实施的《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详细规定了常见的保密措施,具体条文如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一)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二)通过章程、培训、规章制度、书面告知等方式,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员工、前员工、供应商、客户、来访者等提出保密要求的;(三)对涉密的厂房、车间等生产经营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进行区分管理的;(四)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封存、限制能够接触或者获取的人员范围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区分和管理的;(五)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软件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的;(六)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者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继续承担保密义务的;(七)采取其他合理保密措施的。”实务中,建议商业秘密权利人参照上述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对商业秘密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竞业限制协议可以通过限制持密人员从事一定的职业从而对商业秘密起到一定的保密作用,但是,竞业限制协议不能等同于保密协议,如果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商业秘密的内容,也没有明确相对方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不能作为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建议员工离职时,另行签署保密承诺书,其中应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不论在合同的订立过程、履约过程,还是合同终止后,对其知悉的商业秘密都有保密、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的附随义务。但合同的附随义务与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对具有秘密性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派生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保守秘密的合同附随义务,无法体现商业秘密权利人对信息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观愿望,不能构成作为积极行为的保密措施。商业秘密是通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加以保护而存在的无形财产,权利人必须有将该信息作为秘密进行保护的主观意识,并实施了客观的保密措施。建议签订合同时,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相对方应承担的保密义务,而不能以合同相对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附随保密义务而认为已经采取了保密措施。案件内容来源于:上海富日实业有限公司与黄子瑜、上海萨菲亚纺织品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作者:吕玉健、陈明明,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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